【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更是中国与世界命运相通的新机遇。“一带一路”的生成符合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内在逻辑；“一带一路”的全球定位是以全面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梦”与“世界梦”连通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追溯历史，“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渊源一脉相承，它诞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新时代场域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具有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以及相关政策保障体系等软件方面都具有与世界的连通性。“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是一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发展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
“一带一路”；内在逻辑；全球定位；学理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 言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1.0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则是推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2.0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更是中国与世界命运相通的新机遇。1978年，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扭转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1.0时代。接着，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内肩负起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使命，以应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原效应”和促使西部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区；对外承担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责任，以驱散“逆全球化”思潮的阴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概言之，“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为推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新机遇，中国已迈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2.0时代。2.0时代相较于1.0时代，侧重于将“中国的转变为世界的”，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与现代技术传播到国外[1]（P6），而1.0时代侧重于将“世界的转变为中国的”，即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其中唯一不变的是中国全面开放的坚定决心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强大信念，变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促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得益于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基础上选择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决定中国命运。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第一，中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革命史中展开。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探索中国道路拉开大幕[2]；第二，中国道路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与开拓创新中生成。回顾中国道路艰难开创的探索历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四次代表大会不仅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完成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第三，中国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正确抉择与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改革开放成为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代表大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基本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不变的法宝；第四，中国道路在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同频共振中走向世界。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伴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走进新时代，这要求以全球视野思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共建“一带一路”应运而生，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模式推动中国崛起。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国外探讨源自于美国学者乔舒亚·库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4]（P4），“北京共识”提出后，中国模式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一般而言，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聚焦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除此之外，与国内部分学者持“中国模式未定论”[4]（P5）相比，国外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与学者，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等十分关注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4]（P7）。毋庸置疑，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逻辑的提炼总结，是立足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凝结[5]，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6]。从中国模式的内涵来看，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即混合经济模式与行政过程开放化的政策模式[7]。笔者认为，我们应基于历史看待中国模式，并跳出历史创新中国模式，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模式不是取代任何模式，而是立足国情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即它是复杂客观的国内外环境与决策者主观意愿互动的结果[8]；第二，中国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即不断改进中国模式，以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第三，中国模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即新时代应以开放的心态向世界传播中国发展经验，与世界开展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如“南南合作”、“金砖合作”、“16+1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等机制化联系便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产物。
中国方案影响世界命运。所谓“中国方案”是指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度”[9]。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时代大势，蕴含中国智慧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正当其时。“一带一路”倡议这一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正式提出并广受世界认同，这与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全面开放政策不无关系，更与中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理想紧密相关。中国素有“天下情怀”，从“天下大同”到“和谐世界”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是中国适时提出的对“天下情怀”的精准表达，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便是实现中国“天下情怀”的跨国工程。概言之，中国方案以“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为重要抓手，以东亚和中国周边地区为合作重点区域，着眼于全球看待中国发展，旨在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0]。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同频共振，中国方案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一端连着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历史，另一端连着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换言之，“一带一路”一端连着中国，另一端连着世界。以此为逻辑，“一带一路”遵循的是再造中国和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11]。鉴于此，本文旨在理清“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内在逻辑，明晰“一带一路”的全球定位，探求“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从“一带一路”国家的硬件要素与软件支撑两方面梳理在全球经济开放格局中中国与世界的连通性，并以新时代思维思考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命运。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内在逻辑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符合历史选择
“一带一路”生成发展于丝绸之路的历史选择，“丝绸之路”一词首次出现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著的《中国》，经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等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大规模的考古探险考察得以丰富[12]。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时空演替的产物。第一，丝绸之路始于贸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成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这可从周穆王以丝绢、黄金、白银等换来沿途各游牧部落的骆驼、良马、玉器等西巡经历中得以体现。先秦与春秋战国时期，中西方的纺织品贸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不无关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先后是为实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和联系西域各国通商的计划，班超再通西域是为打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由此，丝绸之路东段、中段、西段正式形成。进入隋唐时期，隋炀帝派遣裴矩负责中原与西域的贸易与交流等事宜，加上隋炀帝多次西巡，丝路贸易变得畅通无阻。特别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得益于唐朝极具包容性的文化，河西走廊在中西方贸易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丝绸之路的衰落源自于当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海上丝路贸易对陆上丝路贸易的取代[13]；第四，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中国全面开放经济新格局的不断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愿望。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符合现实需要
从国内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平衡国内区域发展与勇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关键举措。具体表现在：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呈缩小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如图1），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至2016年的8 250美元，国民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如图2），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与城镇人口呈“X”变化态势，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有利于提升劳动力质量与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面对近年来劳动力人口数量增长平缓甚至呈下降趋势的局面，“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人口红利是一个中高收入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14]。第三，面对“东高西低”的国内产业布局，共建“一带一路”强调提高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对外开放水平，带动产业、资金等资源流向中西部地区，由此开拓中西部地区新的市场空间，破解“黑河-腾冲线”难题。第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有信心、有义务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下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创新举措。第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加速推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各国人民都拥有一个世界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繁荣梦。第二，“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是中国主动成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与以往合作平台不同的是，这一平台基于中国经济性质和发展阶段以及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三，国际社会用“新平庸”一词来描述全球经济的发展现况和未来数年的增长前景[15]（P35）。当前，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体系失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严峻，共建“一带一路”把准世界经济发展命脉，正视严峻的现实挑战，聚焦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促成新的全球经济开放格局。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如图3），4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起伏较大，2012~2016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2.4461%、2.6326%、2.8639%、2.8309%、2.4871%，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诸多国家出现国际收支恶化、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等现象[16]。对此，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将现实挑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TTP、TIPP等排他组织出现与英国脱欧等事实便很好地说明了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浪潮抬头。中国以前瞻性和开放性的思维主动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指出“互联互通”才是提高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并提议对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有益补充与完善，孕育更加公平的国际规则，助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全球定位
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恰逢其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迈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伴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并呈现不断上升态势，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创新的重要引擎。特别地，“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共为一体，引领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抓住“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的本质[17]（P2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念指引，推动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开放、繁荣、美丽的世界。
“共同体”一词虽非中国首创，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内涵的系统阐述与时代价值的全面升华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精髓、保持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本色、继承新中国外交思想精华与遵循当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理论成果。第一，回溯历史，关于“共同体”理念的探讨和实践早在古希腊便已开展，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基督教的神的共同体、世俗国家的王的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共同体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便是西方社会在共同体实践上最好的历史证明[17]（P19）。关于“共同体”思想的探讨也随共同体实践的绵延不断而向前推进，霍布斯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提出有绝对权力的“人造共同体”，为避免无限权力的滥用，洛克提出“安全和秩序共同体”，孟德斯鸠和卢梭则进一步从法和人民公意的角度探究最好的共同体。鉴于自由和平等是共同体实践的重要内容，托克维尔指出强大的政治机构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条件，康德则进一步丰富“共同体”理念，对“知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等概念进行探讨；黑格尔倡导构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逻辑下的共同体很快被马克思颠覆”[18]，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理想的“共同体”形式与演进进行探索，并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形式[17]（P15）。第二，立足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性发展，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主张的和平共处原则与和平发展道路、江泽民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胡锦涛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17]（P16）。第三，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完美契合。
以此为逻辑，世界本是通的[1]（P9），“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则是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梦”与“世界梦”连通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定位。换言之，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能够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变迁，“把中国的变成世界的”便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简练表达[1]（P6），借由“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将中国的脱贫致富经验传播到沿线发展中国家，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中；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彰显中国全面开放的世界意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便是最恰当的表述[1]（P11），即以改革开放之“变”、“一带一路”之“五通”、“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引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四、“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学理支撑
当前，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利用跨学科思维，为“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笔者认为，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以此角度切入，对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国际产能合作[15]（P36），因此，从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两个视角切入研究极为必要。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1.“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众所周知，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于古丝绸之路，但是，共建“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多次从中国的历史问题、未来走向等角度论述过中国，而且前瞻性地预言“假设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实现复兴，那么可以预见，中国将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重新恢复其大陆贸易，并且还会将大陆贸易与海洋贸易相结合”，这可以视作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刻预见与其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科学分析不无关系，“从17世纪初，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严重的影响”[19]。进入19世纪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继入侵瓦解了中国社会原先的闭关锁国状态以及“那个依靠小农作业与家庭作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20]，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迫使中国命运与世界命运开始连接起来，正如马克思利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连”规律所阐明的，如果世界历史的一端是西方，那么另一端便是中国，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世界和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由此，共建“一带一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起来。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推进促使人类社会走进世界历史时代，而这一时代主题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P3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黑格尔“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的思想是一致的[21]（P40）。与唯心主义思想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2]即人类社会走进世界历史时代与其具体生产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地理大发现引起国际贸易[23]，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相继开展，中国改革开放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这些重大实践便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好印证。上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核心论断表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世界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方性、区域性向世界性、开放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与中心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24]（P24），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维持世界经济稳定、释放全球化红利的作用，但是，此结构本身固有的矛盾导致很多发达国家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对此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就“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达成共识，共建“一带一路”则是“世界经济双循环思想”的重要实践。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中形成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经济循环圈；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易形成贸易区域化，因此中国及其周边发展中国家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可形成经济循环圈[24]（P27）。总之，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开放性、空间依赖性与空间非均衡性不仅揭示出全球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失衡的利益格局，也表明了世界各国依赖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利用自身优势实现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能为构建利益共享、公平开放的全球价值链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三）地缘政治理论的新方案
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两支世界政治论与地缘经济学等理论相继出现。袁伟华通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发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多将时间和空间维度隐含在理论内，其中秦亚青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建立在时空维度上的[25]。当今，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利益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乌克兰危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国际政治争端不断，这就要求与时俱进地去创新国际关系理论。郑必坚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利益交汇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紧跟时代潮流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动对接。考虑到共商、共建、共享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原则，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下，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通过和平崛起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互联互通跨越西方霸权体系下的“等级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欧洲的一体化理论还是美国的霸权稳定论，最突出的特征都在于以大国主宰或霸权争夺的方式实现全球政治治理秩序的稳定，而共建“一带一路”超越地缘政治，强调不同地缘文化的国家只要存在“利益交汇点”，便可以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此为逻辑，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与世界的连通性
“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价值观在于互联互通，即打破“中心-边缘”秩序，以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节点，节点之间形成平等互惠的网络[26]。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国际产能合作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两大重点。基于此，本文将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梳理当前全球经济开放格局中“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世界的连通性，主要研究对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相关政策的保障体系。
（一）硬件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需求
鉴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载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先行者，本文以通常所说的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六路”建设为研究对象，按中蒙俄3国、中亚5国、西亚北非19国、中东欧19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进行区域划分，并基于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与美国有关权威机构收集的关于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等六方面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第一，在铁路、公路、空路三方面，本文主要以密度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空路方面，绝大部分沿线国家的机场密度（个/1000km2）大致居于0至0.7之间，立陶宛、菲律宾、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色列、黎巴嫩等国家的机场密度位于第二梯队，阿曼、巴林的机场密度则位于第三梯队，马尔代夫的机场密度最高，接近于印度的259倍，新加坡次之；公路方面，巴林的公路密度最高，为每平方公里约有5.4公里的公路，约有30%沿线国家的公路密度较低，此外，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的公路密度最高，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等次之，其他国家的公路密度较低；铁路方面，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地区沿线国家的铁路密度较低，约23%沿线国家的铁路基础设施密度居中，约18%沿线国家的铁路基础设施密度较高，其中捷克与匈牙利的铁路密度最高。
第二，通过世界银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发达度（1=十分欠发达，7=十分发达高效）的数据进行GIS制图，结果发现：“一带一路”覆盖的各地区在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上差异明显，蒙俄、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均存在1~2个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欠发达的国家；俄罗斯、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波兰、泰国、越南、阿尔巴尼亚9个国家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中东欧、南亚、西亚北非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的发达程度较高，爱沙尼亚、阿联酋、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的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十分发达高效。
第三，在信息高速路方面，本文选取通电率与互联网普及率两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建设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在通电率方面，约有72%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电率已达到100%，仅柬埔寨、缅甸、东帝汶、孟加拉、也门五个国家的通电率处于80%以下，良好的通电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夯实了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程度差异很大,约有37%的沿线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以上，其中巴林、卡塔尔与阿联酋的互联网普及程度排在前三，分别达到98%、94.3%与90.6%，除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之外的其它东南亚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普遍较低，这对“互联网+”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的深耕推进提出了很大的现实需求。
第四，管路方面，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管道建设水平较低，而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波兰、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伊朗等沿线国家不仅管道建设长度位居前列，而且管道输送种类多样，一般包括原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精炼石油产品等。其中，原油管道按总长度排序前5名为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管道按总长度排序前5名为俄罗斯、中国、乌克兰、伊朗、哈萨克斯坦；精炼石油产品按总长度排序前5名为中国、俄罗斯、斯里兰卡、伊朗、乌克兰。就“一带一路”油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来看，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海上的四大油气合作通道，见表1。
（二）软件方面：相关政策体系和平台的保障
总体来看，第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继建立诸多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已成为双边增进政治互信、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渠道，如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LMC）、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第二，中国以寻求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点为立足点，不断开展政策沟通，例如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能源交通粮食”三大战略及土库曼斯坦建设“强盛幸福时代”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有机对接，有效保障“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在中亚国家的深入推进。第三，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的合作覆盖园区、公共建筑、国际援助、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其中不乏有民间合作与企业间合作，如阿联酋投资建设中阿（富吉拉）商贸物流园区项目、科威特医保医院项目、科威特萨巴赫萨利姆大学城管理设施项目、达雅·阿斯法拉新城项目、赞詹燃机联合循环电厂项目等。第四，中国在南亚地区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主要是基于中巴经济走廊。双方在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公路、对外援助等领域深入合作，如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的圆满完成累计帮助巴联邦部落地区约8 100个家庭完成重返家园后的生活安置。第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形成机制化合作模式。《中国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菲亚纲要》等便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规划务实推进的重要保障，如中欧陆海快线、跨欧洲交通运输、西巴尔干六国的互联互通。
六、中国与世界命运的新时代思维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国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以新时代思维看待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极为必要。我们认为，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在于中国与世界发展机遇的相互转化和吸收利用，并在互动过程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建“一带一路”便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方案。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发生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27]，中国被新型全球化的潮流推向世界舞台中央，由被动接受和适应世界的变化转变为主动作为并影响世界的命运，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不断吸引全球目光，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点燃了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而有吸引力的发展选择。
要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共建“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离不开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更离不开中国对全球治理变局的深刻洞悉。正是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包容性崛起、以新发展理念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以全面开放连通中国与世界命运，我们才能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
“一带一路”推动新型全球化，引领中国包容性崛起。从当前全球治理的国际环境来看，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是经济领域的三大突出矛盾[28]，传统的美国霸权秩序的弊端不断出现，亟需新的推动力量来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推动新型全球化，共建“一带一路”便是响应世界多极化、发展机制包容性、全球治理机制有效性诉求的新的推动力量[29]。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也被国际社会误解为中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马歇尔计划”，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无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实践路径，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则是以包容性的世界观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选择“包容性崛起”的落实方案[30]。
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新发展理念并非凭空造出或一味照搬，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积极探索出的“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精炼表达，是对“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理念的丰富，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引。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分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基本要求、共同梦想、必然趋势和共同期盼。可以说，新发展理念的世界意义就在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面开放连通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已然不再像过去被动接受和适应世界变化，而是主动参与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建“一带一路”便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互利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总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契合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方位，坚持以全面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走向，是以全面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的中国方案，同时，“一带一路”的国际社会关注度持续提高，海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情绪由2013年的16.5%提升至2017年的23.67%，十九大以来更是快速攀升至32.5%[31]，世界也同样持开放心态，欢迎中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