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美国试图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文章从认同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霸权国对崛起国外交创新的应对战略，以此阐释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为护持霸主地位，美国散播了一种“美国领导论”，以期他国能认同美国领导。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激起美国民众和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论”的反思和怀疑，从而拒绝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非但不选择接受该项倡议，而是想通过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阻碍其实施，以重新稳固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的霸权认同。为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中国需要从言行两方面向外界释放战略善意，同时也应该争取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可，最后还可以通过打造一批模范项目来打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顾虑。
一、问题的提出
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了能让“一带一路”这一开放性的经济合作倡议行稳致远，中国需要吸引广大国家参与到该项事业中来。在众多国家中，尤其需要注意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一带一路”的建设环境拥有巨大的结构性塑造能力，而且，从二战开始，美国就把欧亚大陆当成自己重要的地缘政治操练场，密切注视着其他国家在欧亚大陆上的一举一动，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基础。此外，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拥有很多的盟友和伙伴，如东盟、巴基斯坦等，它能够运用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来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
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各界一直试图污名化该项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在政界层面，例如在2015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就中国创建亚投行一事做出回应，说：“围绕亚投行的讨论中……要确保运行的机制是建立在最佳实践基础上，基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学习经验，基于其他多边金融机制的运行上”， 其言下之意就是怀疑中国创建亚投行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二战后所确立的实践经验和金融体制。2018年11月18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就直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不透明的“支票簿外交”，并认为该倡议会损害有关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此外，他还间接地将“一带一路”倡议污名化为一条“束缚带（constricting belt）”和“单行道”（one-way road）。 在媒体层面，譬如《华尔街日报》在2016年2月4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并没有按照自己所宣称的那样，采取共享的原则来建设“一带一路”，相反，中国国有企业在该倡议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 在学界层面，比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戴维·帕克（David A. Parker）认为，中国建筑公司在海外存在“不良运营”的记录，而这可能会给“一带一路”建设的对象国造成破坏性的风险，从而不仅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破坏既有的发展进程。
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中国需要弄清楚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在现实层面，如果中国不能清楚地了解美国对该倡议持消极态度的原因，并寻找出合理的应对之策，那么这不但会分散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精力，影响该倡议的推进力度，而且还会波及中美关系的发展，使本已微妙的双边关系滑向进一步恶化的深渊；理论上，深入探讨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可以了解守成国对崛起国进取性外交的关注点是什么，从而发现深刻影响两国互动的关键因素。
二、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表现
（一）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
第一，来自政府层面的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后，美国政府污蔑中国的做法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国际秩序“主导者”应有的风度，而是在重塑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上文提到，当中国协调成立亚投行来助力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时，奥巴马政府就萌生了污名化中国的意图，声称中国在破坏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特朗普上台伊始，美国政府虽然展现了同中国合作的意愿，并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但随后将中国定义成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在各方面污名化中国，其中自然包括“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10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国会听证会上就将“一带一路”倡议污名化成中国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秩序的表现，他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存在很多‘带’和‘路’，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决定‘一带一路’”。 随后，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分别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在这两份报告中，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成“修正主义”国家，并认为中国正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重塑地区甚至全球秩序。沿着此种思维方式，特朗普政府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污名化，声称该倡议是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表现。比如，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宣称：“中国正在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拓展自身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有利于本国的方式重新安排地区秩序，在中国周边确立势力范围”； 在《国防战略报告概要》中，美国声称：“中国正在运用掠夺性经济来强制邻国，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印太秩序……未来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第二，来自社会层面的污名化。与政府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相配合，美国社会层面也给“一带一路”倡议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首先，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出现了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报道。《纽约时报》2015年4月1日的一篇报道称：“很多美国官员都在担忧，害怕新的借贷者（亚投行）将削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c 2017年5月14日载于该报的一篇报道也认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按照自身的商业模式来开创新型全球化局面，以此摆脱西方主导的制度规则，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华盛顿邮报》也存在着给“一带一路”贴负面标签的报道。例如，2014年12月14日的一篇报道过度解读了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亚洲梦”和“中国梦”，认为前者是后者在国际上的自然拓展，而这种拓展是通过“一带一路”来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 该报2017年5月16日的社论甚至将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夸大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并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匹敌甚至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 《华尔街日报》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过污名化式的报道，比如，2014年12月10日的一篇报道断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人想起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还让人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 而该报2017年5月10日的一篇报道直接写到：“丝绸之路项目一方面唤起了中国往昔的荣耀，另一方面为中国谋求全球领导权铺平了道路”。 其次，美国的知名智库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了污名化。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等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欧盟内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分裂，目的是为了能够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 斯坦福高级研究员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也把“一带一路”视作重塑经济秩序的行为，他担心：“如果我们（西方）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区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和它的发展模式”；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也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中国打破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规则，并建立起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秩序； d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则直言不讳地指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颠覆既有规则的性质。
（二）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标准
首先，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标准进行了污名化。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在亚投行的整个创建过程中，都认为该项制度在治理结构上与现有规则不符。比如，2014年10月美国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就指出：“国务卿克里已经强烈要求该银行必须符合国际的管理和透明标准”。 在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会员申请日期截止之前，美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对该银行在相关名化它的治理能力。比如，2015年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依然不认为亚投行具备了高水平的治理结构，并呼吁中国提升该机构的治理水平。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标准进行污名化，声称该倡议在投资、借贷、融资以及环保等方面都不符合甚至破坏了现有规范。2017年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发表关于美印关系的演讲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雇工和融资等方面不符合标准，“他们（中国）没有创造工作”，“其融资结构常常让接受国未来难以获得资金，而且还常常会引发违约和资产抵债风险”。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直言，中国以国家为主要驱动力的对外投资模式，不仅会恶化对象国的腐败问题，还会给后者带来沉重的负担。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讲中，更是全方位地污名化中国的一举一动，并认为中国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重商主义经济外交，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他国来发展自身。
其次，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标准进行了污名化。比如，《华盛顿邮报》在2015年6月3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中就认为，中国在创建亚投行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时需要面对两个问题：“确保资金不会被浪费以及在提供大规模负债融资时保证不会产生新的债务危机”，而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外交事务》杂志的资深撰稿人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则认为，过于宽松的贷款标准会破坏“一带一治理标准上的污名化力度。例如，在2014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就怀疑中国能否拥有创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际机构的能力，并声称：“中国应该向世界表明其对亚投行治理结构的构想，并尽快界定这一结构”。 当亚投行建立后，美国依然对该银行的治理结构表示怀疑，并污路”倡议的推进，而该倡议在人权和环保等方面也存在风险。
三、美国污名化举动的可能解释及其不足
对于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论都能提出自己潜在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及其不足
该理论认为，国家间合作是一个为实现共同利益而互相进行政策协调的过程， 而国际制度能通过提供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强化议题联系和拉长互动时间等方式，缓解各国间的欺骗和收益分配担忧，促进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依据自身的理论逻辑，新自由制度主义可能会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不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并污名化该倡议，主要是因为中美可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中不存在共同利益，而且其合作机制也不完善，易导致欺骗和剥削现象的发生。
这种解释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该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消极地选择不同中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但它却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要积极地污名化该项倡议；第二，该理论给出的美国不合作的理由也站不住脚。作为地跨五大洲、涵盖40多亿人口的系统性工程，“一带一路”项目拥有强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等方面的需求，为各国提供了无限商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在融资、基建等方面存在比较优势，而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项目管理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因此，如果愿意，两国可以通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来实现共同发展。 所以，美国学界不应该像新自由制度主义那样，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共同利益的缺失问题上，而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拥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依旧不愿同中国在该倡议中进行合作。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可能会说，这是建设机制不完善使然。“一带一路”倡议还处在建设初期，它的一些运作机制确实还存在不足， 但中国也在协同各方摸索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机制，并提出了一些得到普遍支持的建设原则。比如，建设方式的平等性原则，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利益的共享性原则，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上述建设原则的提出，有效打消了各方对被强制参与和被剥削的担忧，使“一带一路”倡议即使还处在建设初期，也吸引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其中不乏美国的盟友，如意大利、英国等），这就批驳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将美国在该倡议上的不合作态度归因于机制不健全的论点。
（二）现实主义的解释及其不足
现实主义认为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目标，只有安全得到保证之后，一国才能追求其他更加奢侈的目标，如利益、地位等，这就意味着，安全与否是国家间决定开展合作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现实主义将相对实力、地缘接近性、进攻实力以及侵略意图视为安全威胁评估的基本指标。 依据上述推理，现实主义可能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影响上述四个安全威胁评估指标，导致美国将中国看作安全威胁者，进而疏远甚至污名化该倡议。
此种“中国威胁论”的解释也存在不足。鉴于“一带一路”主要是一项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这两项军事战略意味浓厚的威胁测量指标就不能被用来检视“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威胁”性质。同样，中国在相对实力和地缘接近性上也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全威胁。中美两国隔洋（太平洋）相望，广阔的海域为两国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距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容得下中美两国。此外，“一带一路”的建设重心主要以欧亚大陆为主，此种西向的发展布局更是避开了与美国可能存在的地缘碰撞。中国在实力上也不构成对美威胁。中国2018年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5%左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4%左右。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鉴于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获得不成比例的好处，因此为维护自身的实力优势，美国自然会选择污名化该倡议。前文已经述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不是要造成一种剥削性的、不对称的收入分配格局。假如美国真担心中国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获取不平衡收益，那美国就应该选择加入该项倡议，利用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塑造此项倡议的收益分配格局。总而言之，学界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国家安全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美国依然会选择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
（三）权力转移论的解释及其不足
该理论认为，特定时期的国际体系内会存在一个霸权国，它将创建并领导一套国际秩序。当崛起国出现后，只有当它与霸权国的实力对比处于80%–120%的区间并成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后，两国互动才会进入战略竞争时期。 依据权力转移理论，美国之所以会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进入到了与美国接近持平的区间，并成为了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
这种解释也存在不足。上文已经指出，中国同美国还存在着实力差距，并未真正进入到权力转移论所设定的实力持平区间，这说明该理论不适用于解释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权力转移论的另一个潜在的解释变量——“修正主义中国”，同样与实际不符。根据权力转移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程度，能反映出该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 a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的数据，加入WTO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在逐年增加，而且中国的参加数占美国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如果中国真是“修正主义国家”，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还要自缚手脚地继续参加这么多的国际组织。 b 就“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而言，中国也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的任何倾向。从倡议提出之日起，中国就秉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来实施此项工程，此种精神也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如果该倡议真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表现，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际行为体追随一个“修正主义”的倡议。此外，中国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申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性质。比如，2015年9月16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14届“蓝厅论坛”上表示：“中国的目标不是去搞所谓‘势力范围’，而是要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去争什么领导权，而是要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今金融体制，克服融资瓶颈。” c 在2017年5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也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d 鉴于这些讲话给领导人自身以及中国所带来的声誉成本，美国应该重视它们的真诚性，而不是只将它们视为“清谈”。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吸收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有关想法，但把倡议的目的设为“共同发展”，而不是美式的“独自发展”，更强调参与方式的“包容性”，而不是美方的“排他性”。 e 总之，不论从哪个方面来透视中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态度，都不能将中国与“修正主义国家”等同起来，因此从实力和意图层面无法有效解释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合作态度。
四、霸权认同焦虑及其应对
本部分将从认同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霸权国如何应对崛起国创新性外交实践。为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合法领导也是霸权国倚重的手段之一。霸权国会通过宣传一种霸权意识形态，塑造一种理解和指导自我和他者关系的霸权认同理念，而崛起国的外交实践可能会动摇此种认同理念，给霸权国带来认同焦虑，从而危及它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为确保霸权认同理念的稳定性，霸权国会对崛起国的外交新举动做出反制性回应。
（一）合法领导、霸权意识形态与霸权认同理念
当霸权国领导创建一种国际秩序后，它会借助什么手段来维护自身在该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大多数学者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强调威慑或“收买”的作用。对于前者而言，强大实力是霸权国应付任何潜在“秩序性挑战”的基础。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当霸权国拥有超群的实力时，没有国家会冒着惨败的危险来挑战霸权国的领导地位。a 对于重视“收买”作用的学者而言，“权利需要拿责任来换取”， b 为了能够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领导地位，霸权国就需要向它们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从而获取它们的服从。比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认为，霸权国可以通过和其他国家签订大契约，向它们提供安全、经济等物质性利益，获取一种关系性权威，从而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c除了上述两种策略，合法领导也是一种霸权护持方式，它指霸权国通过一定的手段，在国内和其他国家营造出一种对自身领导地位的认同环境，从而获取它们的自愿服从。合法领导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一，不同于上述两种侧重于工具性逻辑的领导策略，合法领导强调正当性逻辑，重视通过塑造出合法认同环境来诱发对霸权国的无意识服从。 d 其二，此种策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运行。为保持住领导地位，霸权国需要进行“双重博弈”， a 它不仅要持续动员国内民众对霸权护持的稳定认同，还要赢得他国对自身领导地位的认可，而合法领导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国内和国际上动员对霸权国的认同意识，从而获取它们对霸权领导的支持。其三，由于重视他者对领导地位的主动认可意识，因此合法领导具有主体间性，这一方面意味着霸权国能发挥能动性，操纵民众和他国产生对自身的合法性认同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合法领导自身具有脆弱性，因为任何与合法性认知不符的事情的出现，都会松动他者心中的霸权认同感。 b合法领导是一种重要的霸权护持策略。 c 首先，它是一种相对“廉价”的霸权护持手段。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意味着，借助实力来应对任何潜在挑战的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通过“收买”来激发他者对霸权国的服从也不可靠，因为成本—收益的核算环境总会发生变化，而一旦原先的“收买”代价不能满足他国的需要，它们就会打破先前与霸权国签订的契约。 d 相较此两种策略，合法领导通过塑造出国内民众和他国的霸权认同理念，使它们能够形成同霸权国相容的偏好，从而做出霸权国想让其做的事情，这种霸权护持的“软权力”运用，不仅会减少霸权护持的成本，还能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e 其次，合法领导也是霸权国一种必要的“伪装”。霸权国的存在凸显了国际社会的等级性，不仅国家间实力对比存在不平衡，而且它们在地位和利益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f 随着平等理念逐渐在国内和国际深入人心，赤裸裸的不平等越来越不受待见，因此通过合法领导途径，能够为现存的等级制披上一层可接受的外衣，从而有利于降低反对霸权国领导的可能性。 a 最后，合法领导还能延缓“霸权衰退”过程。霸权国的实力会出现衰退，这意味着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和威望分配格局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假如霸权国赢取了广泛的认同，其他国家要求调整格局的意识就会滞后于国际现实，这就使霸权国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在国际秩序中继续保有不成比例的“领导”地位。 b霸权国塑造霸权认同理念的手段有哪些呢？有学者从社会化视角出发，研究了说服和制度建设在塑造霸权认同理念中的作用， c 可说服仅仅只能在双边层面展开，因此具有空间局限性。制度建设虽然能在国际舞台上为霸权国提供合法性，但它在动员国内认同支持上还存在不足。此外还有学者甚至认为，霸权国无法同时动员国内和国际的认同支持，因此它只能利用双重标准来解决此矛盾。 d本文认为，霸权国会通过鼓吹和实践一套霸权意识形态，在国际和国内塑造出一种霸权认同理念，从而实现合法领导。一般而言，霸权意识形态包含一套霸权国有能力、必要和善意来领导国际秩序的论述，此种论述蕴含一种对霸权国的理想认同理念，而一旦被接受，这套论述所蕴含的认同理念就能使国内民众和他国建构出同霸权国相容的利益，并激发出对霸权领导的自愿服从意识。 e 首先，霸权国会声称自己具备强大实力，使国内民众和他国形成这样一种认知，即只有霸权国才拥有创建和领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其他国家无法且没必要挑战霸权国。其次，霸权国还会宣传一种霸权稳定论， f 声称国际社会的繁荣与安全依赖于一个霸权国的存在，旨在使国内民众和他国相信，为了享受和平与发展的红利，它们需要自愿接受霸权国的领导。最后，霸权国会从普世角度声称自己领导国际秩序的公正性，这样不仅能使国内民众和他国相信霸权国是善意和可接受的，从而引发它们的霸权认同意识，还能缓解可能因双重标准而产生的国内和国际认同动员矛盾。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霸权国也会用实际行动来强化自己所提供的霸权意识形态论述，从而在现实中使国内民众和他国真正内化这种霸权认同理念。霸权国会维持、提升和显示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并积极诋毁那些关于“霸权衰退”的评估和预测，从而真正坐实自身强大的论调，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霸权国有时会采取“杀鸡用牛刀”的实力运用策略，因为通过不对称地运用实力，能给特定观众对霸权国的实力留下震撼性印象。a 霸权国还会以“世界警察”自居，在任何有潜在国际影响的事务中显现自己的身影，这样就能在各方心中强化霸权国不可缺少的认知。任何意识形态的内化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基础，因此霸权国也会在自身所创建的国际制度中嵌入霸权意识形态，如它会使制度中的规范、规则和程序带有一定的公正性，给自身营造出仁慈霸权的印象，从而为其霸权领导塑造出合法性。 b
（二）崛起国的外交创新与霸权国的认同焦虑
当霸权领导成为一种普遍认同，它就会作用于霸权国国内政治以及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互动。对于霸权国的国内民众来说，霸权领导意味着保持国际秩序的有效运转；对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霸权领导一方面意味着其他国家承认并服从霸权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霸权国能真正做到有能力、决心和善意来领导世界。
霸权国也会欢迎崛起国履行特定的国际责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些都必须在霸权领导认同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一旦崛起国超出这个框架开展外交活动，就可能会给霸权国所精心营造的霸权认同环境造成冲击，从而引起霸权国的认同焦虑。 c
第一，会引发霸权国国内民众关于自我认同的反思。 a 当崛起国根据国际政治发展的新现实，有针对性地贡献出自己的新理念、新方案，并践行创新性外交倡议时，就会使霸权国的国内民众认识到，原来自己的祖国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会依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创新自身的领导方式。相反，它更多地体现出了“身体进入了新时代，而头脑依然留在旧时期”的行为风格。国内民众的此种反思，会使他（她）们对霸权国是否真正有能力和决心来领导国际秩序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可能会使先前稳定的自我认同感出现松动，导致霸权国国内民众在“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出现竞争性认知，最终会削弱霸权领导的国内认同支持。b第二，会松动霸权国与他国的互动架构。上文已提及，霸权认同理念为霸权国和其他国家该如何互动提供了稳定的指导框架，依靠这种框架，霸权国会持续预期得到他国对自身领导地位的支持，而不必担心无法掌控自己所创建的秩序；他国也能预期霸权国能增进自己的利益，从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忽视。 c 面对崛起国创新性的外交实践，其他国家首先可能会认为，霸权国也许不再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强大，因为假如它真拥有超群的实力，那就应该是它而不是崛起国为世界贡献出创新性外交倡议。它们还可能会认识到，霸权国的存在也许并不是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充要条件，因为崛起国或其他国家同样能够独自或合作来促进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此外，如果崛起国的外交实践蕴含着更公正的利益分配方案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意识到，与崛起国相比，霸权国不见得有多良善和公正。当意识到霸权国在能力、决心和善意等方面的伪善性之后， d 这些国家就会开始怀疑并抛弃先前所内化的霸权认同理念及其所支撑的互动架构，这不仅会模糊霸权国在其他国家眼里的地位，还会导致其他国家对其霸权领导的反抗，而这一切将反作用于霸权国的外交实践，使其不能形成关于其他国家会怎样对待自己的稳定认知框架，从而会削弱它的外交能动性，最终，霸权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将会因崛起国的介入而陷入不确定状态。
第三，会催生出霸权国的本体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本体安全指一国对自我认同的稳定性认知。本体安全是个关系性建构，它需要一国民众以及他国对该国的自我认同取得共识。只有当一国对自我以及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有个稳定的认知，它才能开展后续的外交活动。 a 霸权认同其实就在霸权国民众和他国之间建构了一个有关霸权领导的稳定认同框架。由于崛起国奋发有为的外交实践不仅会影响霸权国民众对霸权认同的反思，从而引发国内关于自我认同的竞争性认知，而且还使其他国家也开始收回对霸权国的领导认同，因此这两方面的影响最终可能会导致霸权国先前的霸权认同框架出现松动，致使它陷入本体不安的状况中去。
（三）霸权国的回应
面对由崛起国积极性外交所引发的霸权认同焦虑，霸权国可能会积极调整认同策略，接受国际政治因崛起国的出现而发生的变化，对国际秩序进行局部调整，并给予崛起国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霸权国也可能会将认同焦虑的原因归为崛起国的积极性外交，进而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阻碍崛起国的发展进程，希望以此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上重新稳固霸权认同框架。 b霸权国具体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应对崛起国的外交举动是一个经验问题。一是霸权国可能会给崛起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这样不仅能通过将崛起国视作自己的敌人来克服国内民众在自我认同上的竞争性认知，还有利于激发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恐惧，以重塑它们对霸权国的信赖和依赖。二是霸权国也可能会给崛起国的行为贴上不符合国际规范的贬低性标签，这样就有助于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在比较中重新认识崛起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三是霸权国也许会组建一个抗衡崛起国的团体，这样不仅可以从该团体内获得认同，还能增强自身抗衡崛起国的实力和信心。四是霸权国也许会遏制崛起国，打压它的崛起势头，从而削弱崛起国的外交能力。五是霸权国甚至还可能会对崛起国发起预防性战争，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该国的后续行为能力。 a
五、霸权认同焦虑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
从霸权认同焦虑出发，能较好理解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为了能在该秩序中持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在国际上散播并实践了一种“美国领导论”，以促使其他国家认同美国领导。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激发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论”的反思和怀疑，从而引发对美国霸权领导的“去合法化”， b 美国没有选择同中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而是想通过污名化该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来阻碍中国的外交实践。
（一）“美国领导论”与美国的霸权护持策略
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建设者， c 它借助多种手段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d 其中，美国非常踊跃地在国际上传播了一种“美国领导论”，宣称并择机展现美国有必要、能力和善意来领导世界，以此引导各方形成一种亲美的认同理念，从而实现自身持久的合法领导。
其一，美国极力宣扬单极领导的必要性。冷战期间，美国借助美苏对抗的机会，积极宣传自己领导各方对抗苏联威胁的必要性，使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形成了一种依赖性认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和学界热情鼓吹“单极稳定论”，声称只有在单极格局下，美国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经济、安全、政治等公共产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反之，国际社会就会滑向一战或二战那种黑暗的多极丛林中去，也会陷入冷战期间激烈的两极对抗中去。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声称，如果不能继续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国际社会将会陷入多极的黑暗世界中去； a 特朗普政府也给世界多极化潮流的现实扣上了危险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帽子”； b 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也宣称，美国的单极地位不仅有助于弱化大国间的制衡和战争行为，有利于美国对国际秩序进行有效领导，还有利于它将世界带入一个单极稳定时代。 c 美国各界之所以要传播“单极稳定论”，并贬低其他类型的国际格局，是为了使各方接受单极美国的事实，形成一种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的印象，从而合法化自身的领导地位。 d 当然，美国也会通过一系列外交举动来向各方强化自身注定要领导世界的印象。比如，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国际秩序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e 此外，美国也会就各种全球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在一些无关自身利益的地方“大动干戈”，以显示自身的不可或缺性。
其二，美国通过言行向各方投射出一种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印象。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鼓吹21世纪依旧是美国世纪的论点，并极力诋毁“美国衰退论”，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将“美国世纪”已经衰退的观点视为一种“自我怀疑的循环”。他认为，从二战至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美国衰退的论断，可最终总是证明，美国依然强大。在奈看来，虽然现在又有人指出“这次是真的”，但基本数据表明，美国依然超群于其他国家。他还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格局将依旧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而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也会保持稳定。 f 这种美国强大论的宣传一方面想通过强调美国的强大来威慑住潜在的挑战者，另一方面想让各方对美国实力维持信心，从而继续保持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正向认同。现实中，美国也在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和显示自身的强大。譬如，冷战结束后，在没有面对巨大的安全威胁和同等实力竞争者的情况下，美国不仅一直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国防支出规模，而且也一直维持着世界上最庞大数量的同盟和军事基地。 其三，美国向各方宣称自己是个“仁慈的霸权国”。冷战期间，美国声称自己是个“不情愿的霸权国”，是被邀请去领导西方世界对抗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声称自己是一个“善意的霸权国”，以实现世界的长治久安为目的。查阅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发现，美国一直声称自己领导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普世价值。 b 美国此种论点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美国例外论”，它一直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和“民主的火炬”，它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代表了其他国家发展的方向，这意味着它领导世界是为了将各国带入美国所认为的“美丽新世界”中去。 c 现实中，美国也刻意显示其领导善意。比如，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具有“宪政”的特点，在该秩序中，美国努力克制实力的滥用，并给其他国家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 d 同样，美国也将自己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植入了既有国际秩序之中，有时甚至会冒着物质和安全损失的风险来推行这套“共识”。美国之所以会宣传并实施此种“仁慈霸权论”，目的是为了使自身的领导地位在各方看来是公正和可接受的，从而催生出霸权认同意识。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认同焦虑
以“美国领导论”为核心的霸权认同，包含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该怎样互动的寓意，即美国应该成为领导者，并时刻保持领导者该有的能力、决心和善意；其他国家则应该以接受美国领导为前提去开展外交活动。针对中国而言，此种霸权认同愿意接受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并给予中国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前提是应该由美国来定义中国履行责任和获取影响力的方式。可是，独立自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中国不可能以美国意志为外交准绳，所以当中国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提出并践行超出美国预期的“一带一路”倡议时，就会给美国的霸权认同造成冲击，从而让美国产生认同焦虑。
第一，使美国国内对“美国领导论”产生怀疑。“对美国民众来说……霸权已经成为他（她）们的生活方式”， a 他（她）们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的祖国能够时刻表现出一个领导者该有的风采，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可能会刺激他（她）们产生新的思维。首先，会激发美国国内对美国领导能力的怀疑。自从小布什总统滥用国家实力，把美国拖进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泥潭之后，美国的国力就开始出现了相对衰退的迹象，国内民众开始对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单极格局感到怀疑。而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本身就引发了美国的关注。随着中国借助不断增长的国力，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民众自然会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总是宣扬自己很强大的祖国，提出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倡议？这会使美国民众更加怀疑，自己的祖国是否还具备继续领导世界发展的能力。其次，催生出对美国决心的怀疑。“一带一路”倡议是针对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提出的发展倡议，具有时代先进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内向，不再充当自由贸易的“扛旗手”。对比之下，美国民众会发现，自己的祖国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亟需的公共产品，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最终会促使他（她）们对美国的领导决心产生怀疑。最后，“一带一路”倡议还会促使美国国内民众反思，为什么崛起的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是经济发展倡议，而美国则不时向世界输出战争，这会使他（她）们怀疑美国是否真是世界的榜样，它领导世界的目的是否真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与和平，这一切最终可能会诱发美国民众对美国善意的怀疑。上述可能催生的反思和怀疑，也许会引发美国国内对自己身份的竞争性认知，从而掀起一场美国对外政策大辩论。当前美国对华大战略的辩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对自我认同的竞争性认知。 b第二，会打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模式。上文已提到，在“美国领导”的霸权认同框架里，美国能够可靠地预期到其他国家对自己领导地位的服从，其他国家也可以相信并依赖美国的领导，但“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怀疑。欧亚大陆上的多数国家都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它们的经济大都处在转型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缺乏相应的建设资金，而美国却一心一意以主导欧亚大陆上的事务为目标，它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但无法满足该大陆上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且还对援助资金的获取设立了复杂苛刻的条件。相反，“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目标是提升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此中国创建了亚投行，出资成立了“丝路基金”，并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资金获取方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其他国家会发现，美国其实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能时刻感受并合理照顾其他国家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其他国家可能会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宣示，甚至会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才能真正引领世界走向公正、有序的发展目标。这种对“美国领导论”的怀疑，一方面会导致其他国家拒绝服从甚至抵制美国的领导地位，如最近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诟病，另一方面则会使其他国家更加接近甚至追随中国，如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英国、德国、法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亚投行。最终，这一切也许会削弱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可靠预期，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既有的互动模式陷入不确定状态中去，从而失去外交能动性。
第三，会给美国带来本体不安。“美国领导论”的确立，不仅使美国民众能清楚地将自己的国家定位成领导国，从而自信地理解本国的对外政策，也使其他国家接受了此种定位，并规律化了同美国的互动方式，这样美国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有序地进行外交实践。然而，当“一带一路”倡议引发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论”的怀疑后，美国可能会对自我认同失去确定感，从而陷入本体不安中去。
然而，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给霸权认同带来的冲击，美国并没有选择积极反思，接受国际形势正进入“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事实，而是选择通过抹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并给该倡议在融资、环保等建设标准方面扣上“黑帽”，力图激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恐惧，并期望以此给该倡议甚至中国的崛起强加巨大的成本，借此唤起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要求美国制衡中国的需求，以重新赢得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对自身领导地位的认同。
六、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中国应该怎样应对？首先，中国不能忽视。一旦中国无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就会让外界误以为中国心虚，这将导致他国恶意揣度中国的意图和行为，引发它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感和阻挠。此外，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实质上是在将中国进行消极分类，把其编入“低等”国家行列。为了维护积极的自我认同，中国不能对美国的做法无动于衷。其次，中国不应该承认美国的污名化。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是为了完善和补充已有的经济治理机制，并不是像美国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推翻既有国际秩序，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朝贡体系”。同样，“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准也是高水平的，它倡导各国建设一种平等的经济合作关系，即各国不论大小、不分贫贱，都可以对“一带一路”建设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智慧。最后，中国也不应该对美国的污名化进行反向污名化。反向污名化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对抗策略。鉴于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美国的国家实力依然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还不具备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实力和能力。
拒绝是现阶段中国应对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策略。当采取拒绝策略时，中国一方面需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声明，尊重既有秩序并坚持良好的建设标准，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义；另一面，中国也应该通过一定的行动来表明，在推动该倡议的实施过程中，自身确实怀着良善意图并严格坚持了国际规范。
第一，中国应该从言行两方面着手，积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做出战略示善，以表明自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善良意图和规范行为。中国可以在国家层面定期发布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白皮书等官方文件，通过这种形式，中国可以向国际和国内社会投入一定的“观众成本”，从而澄清自身的意图。当然，在发布官方文件过程中，中国也应该不断提升对外宣传的技巧和力度，把“一带一路故事”讲得更好，说得更透，听着更有趣。 a 此外，鉴于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中国可以加深同各种国际组织的合作，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通过利用这些组织的专业技能、中立立场来化解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并以此表明自身是在按照既有的国际标准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a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b 为此，中国可以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国在交往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增强互信。
第二，用行动说话。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和实践标准的蓄意污名化，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用行动来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承诺。为此，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点打造出一批模范项目，通过这种旗舰或标杆项目的建设，让各方真切感受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坚持的原则和行为标准，从而打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顾虑。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存在多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而且相关地区的稳定程度各异，因此中国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比较各个地区的优势和劣势，有选择、有重点地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项目，切不可为建设而建设。 c 此外，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确实应该在环保、融资等方面，坚持严格、高质量的标准，把“一带一路”真正建设成安全、绿色、节能、高效的发展模范。
第三，中美两国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取得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美在经济发展领域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因此中国可以邀请美国积极参与到其拥有较大优势的建设项目中去，以此转变美国对该倡议的看法，以求形成一种“共同事业”的认知。中美还需要就既有国际秩序的治理方式达成共识，并商讨出改革现有国际机制的合理方案，从而表明中国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决心；美国也应该认识到既有秩序治理方式的缺陷，从而避免排斥和打压中国的改革努力。 a 中美还需要共同构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既不应该是敌人，也没必要是盟友，而应该是一种竞和并存的竞争者。为此，中美双方应该在各方面保持沟通，在持续的互动中增进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在交流中建立战略互信。
七、结 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一项宏伟计划，为使其顺利运行，中国需要关注各方的态度。鉴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密切注意它对该倡议的态度就显得很有必要。从提出到现在，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始终采取污名化策略。本文认为，正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激发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怀疑和拒绝，所以美国选择通过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来维持自己所确立的“美国领导论”的霸权认同理念，以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
从认同视角理解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经过长时间经营，霸权认同理念不仅成为霸权国护持领导地位最为倚重的手段之一，也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互动时，不能只关注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要注意认同因素的作用。实践上，鉴于美国还没及时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理念，接受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实践，因此中国一方面还要密切注意美国可能会采取的其他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在开展外交实践时，中国也需要适当关注美国的自我定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协助美国进行身份认同理念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