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将会面临来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双重挑战。以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投资为例，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前景广阔，但是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仍面临国家间权力竞争、领土争端、国家内部政治变动等传统政治风险，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也十分突出。因此，“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应该以新型合作安全观为指导，建立协作型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将多元各方都纳入其中，通过整合现有机制、协调集体行动、促进互联互通，以灵活的方式建立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的安全合作机制。这既有助于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安全稳定，也有利于探索美国霸权模式之外的区域安全合作体系，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自2013年被首次提出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经历为时数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涵盖多区域和国家、包含多层次和多领域国际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系统工程，以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乃是促进沿线各国的开放合作和经济发展，提供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符合沿线各国需求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但是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局势和安全形势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来自安全方面的重大挑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除了起主要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机制以外，提供一个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家安全、为经济合作保驾护航的区域安全合作体系势在必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和主要推动者，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提供安全类区域性公共产品。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
“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髙级政治”中的核心部分。对于“安全”的讨论往往离不开“威胁”，因此，提供安全的关键便在于如何消除或减少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威胁一般来源于外部，即如果一个国家周边存在具有进攻性或显著进攻意图的国家，或是具有压倒性综合实力或侵略能力的国家，都会成为该国的潜在安全威胁，降低该国的安全程度。目前，国际社会上也出现了来自国家和组织内部的众多新形式的安全威胁。
在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往往分为两种，成为霸主或成为霸主的仆从国和盟国。近代以来，以消除集体内部威胁为目标的集体安全开始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获得安全的“第三条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安全被认为是实现和平、防止战争的最佳途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公共产品被认为能够维持区域力量平衡和充当“调解人”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安全一体化议题重新被学界所重视，安全公共产品也随之附带上了区域属性，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开始被用于解决上述安全领域的问题。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就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中涉及安全领域的部分，即：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由域内一国或多国提供的，且仅服务于该特定区域公共安全的一系列安排、机制或制度。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有多种分类标准，一般而言可分为制度型安全公共产品与观念型安全公共产品。前者主要包含以消除或减少国家之间使用武力为目标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制度，主要包含国际机制、协议和条约等，其实体即各种国际组织；后者则是数个国家或地区整体形成的包含特定安全观念的共同认知和理解。制度型和观念型安全公共产品两者相辅相成，自20世纪以来共出现过四种主要安全观念：均势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四种安全观念各自促成了目标和行为迥异的安全机制，如20世纪的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观。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有属性，在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必然面临“搭便车”的现象，由此导致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目前，解决公共产品收支不平衡的途径主要有两种：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论。在安全领域，前者表现为以美日同盟和北约为首的军事联盟和安全组织，美国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并独自承担了这些安全机制的大部分成本，但同时也凭借作为世界霸主的“特权”仍然获得额外收益。而东盟和欧盟则是后者的典型，虽然两个国际组织都存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但是它们都在域内机制的协调下，使域内各国通过相对有效的集体行动，共同承担起除美国供给以外的安全公共产品的成本和责任，维护了区域的安全和稳定。
这种不同的供给方式和供给者组合以及相应的供给产品构成了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即所谓的“美国模式”或“欧洲模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现行的全球霸权稳定体系，还是现有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其中都包含了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影响，因而更具有“联产品”的特性。如何提供满足“一带一路”倡议需求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不能仅仅模仿现行的美国介入下的各种供给模式，更需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入手，充分考虑其面临的安全威胁。
“一带一路”沿线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类政治风险
今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威胁并非大规模战争，而是影响其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其他安全风险。学界对于安全风险有许多种分类标准，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双边与多边安全风险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等更加细分的种类。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既有印巴之间紧张的“核安全困境”，也有日益猖獗的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活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的特点都十分突出。因此，下文将通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两个角度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面临的安全需求，以此为基础归纳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特征。
（一）“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传统安全风险
传统安全风险即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安全风险，一般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主要包含武力使用和军事威胁，以及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领土争议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权变动等。这些传统安全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都有所体现。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包含了一系列大国博弈的热点地区。在冷战期间，南亚与东南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美苏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以后，该地区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重启针对中国的“选择性遏制”战略，这需要将同样对此产生担忧的周边国家一同纳入美国的“遏制联盟”中。2009年奥巴马上台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将战略中心重新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2017年底特朗普则以“印太战略”推翻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遏制中国的同时更加强调“美国优先”主义,既巩固与澳大利亚、日本的同盟关系又加强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不仅能够有效化解“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压力,还能减少美国介入亚太地区的成本和精力。2016年至2017年，美国与上述亚太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其中与澳大利亚、泰国等国的演习规模空前庞大。由此可见，如果美国的“印太战略”成型，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形成极大的阻碍。
在中东地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主导权竞争从未停歇。“伊斯兰国”在肆虐三年以后终于在联军和叙利亚军队的包围之下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则趁着美国战略收缩，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叙利亚局势，以加强其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虽然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将很快结束，并希望将任务移交给当地武装力量和地区盟国，但2018年4月初发生的叙利亚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使得特朗普态度发生反转，美国随即联合英法两国再度对叙利亚展开空袭，使得已走向稳定的叙利亚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其次，在欧洲地区，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国之间也曾爆发多次领土冲突，如2008年争夺南奥塞梯的格俄战争、2014年导致克里米亚独立的乌克兰危机等，这些危机使得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陷入低谷。事实上，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北约多次向中欧和东欧地区增兵并提高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强度。2017年北约在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开展了多场联合演习，作为回应，俄罗斯也在其国内和周边国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实际上使中东欧陷入“新冷战”的安全困境，不利于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的动荡也是影响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陷入更迭和动荡之中，根据2016年学者的相关评估，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叙利亚5个国家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也门、黎巴嫩、利比亚等11个国家处于震荡状态，这对地区发展和国际合作都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上述国家中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其他国家都在最近几年经历过国家分裂和内战等不稳定局面，而这种政局动荡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风险，而非传统意义上引发的不稳定局面。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传统安全风险将更多地来自各方势力博弈所导致的竞争和敌对态势，同时，领土纷争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潜在威胁，并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合作破裂的导火索。此外，源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政局动荡则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大威胁，其不但改变了传统安全风险的形态，同时也对国家安全和地区整体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二）“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风险
非传统安全风险泛指在传统的战争和政治方面以外的潜在安全威胁。因此，从广义上说，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包括气候环境、自然生态、传染疾病、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三种主要非传统安全风险：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难民移民问题。
首先，恐怖主义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率不断上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显著的活跃状态，并且有向世界各地蔓延的趋势。根据此数据，国内学者对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了空间格局上的分析：从地区分布来看，中亚、中东和南亚是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地带，1970年以来的恐怖主义活动中有70％左右都发生于此；从国家属性来看，拥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中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概率较高；在整体上看，恐怖主义活动主要分布于“北非一中东一西亚一中亚一南亚一东南亚”弧形震荡地带，存在着恐怖主义国际化和当地化的两大趋势。由此可见，恐怖主义活动在空间上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极大交集，中亚、南亚等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地带属于“一带一路”倡议中旳核心地区。恐怖主义与促进区域开放合作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将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其次，与近十几年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比，跨国有组织犯罪则是具有长期历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跨国有组织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主要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其行动较恐怖主义活动更加隐蔽，规模也较小，但是其造成的危害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例如，中亚是军火和毒品的生产、加工、走私的源头之一。作为原苏联各加盟国的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不仅拥有许多武器制造厂，还继承了大量苏联武器储备库，但是这些设施在苏联解体时管理不善，导致大童武器外流进而向世界各地走私，据估计，两国民间拥有的非法枪支数髙达6万支。而阿富汗是当今世界上鸦片和海洛因产量最大的国家，2004年以来该国撰粟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公顷以上，毒品为“塔利班”等恐怖主义势力提供大量资金，恐怖分子则成为毒品的保护伞。
最后，难民移民问题也是近几年最受世界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之一。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从而被迫“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而广义上的难民还包括了因为战争、内乱和自然灾害而不得不流离失所的人。在“9·11”事件后美国大规模反恐战争的影响下，许多地区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居民往往会选择背井离乡从而偷渡到其他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成为非法移民。据统计，2014年有21.8万难民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2015年该人数增加到50万，其中80％为叙利亚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世界上总共有约6560万难民，其中84％被安置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见表１），这对于社会结构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综合而言，“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短时间内对经济发展与合作造成极大破坏。此外，从长远来看，难民移民问题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也是影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潜在安全威胁。
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投资的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亚、非三洲交界之地，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不含科索沃地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九个国家。由于巴尔干半岛面积不大但民族、宗教、语言分布众多，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积累了诸多矛盾争端；加之其所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常常存在大国干涉的身影，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个地区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被称为“欧洲火药库”。
进入21世纪以来，曾经笼罩在巴尔干上空的战争硝烟逐渐散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作为欧洲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带，巴尔干地区近年来展现大的发展潜力。2016年巴尔干地区GDP规模为6484亿美元，仅占欧洲GDP总量的约4％，但巴尔干地区的GDP年增长率稳步向上，从金融危机后的负增长攀升至2016年的2％左右。得益于新兴市场和欧洲重要门户的双重角色属性巴尔干地区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布局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已高达7.23亿美元较2012年的3.20亿美元实现大幅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４年间复合增长率高达22.6％。
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见表２）巴尔干地区由于过去多年战乱影响，基础设施水平仍然十分薄弱，亟待加强。根据东南欧交通观察机构对非欧盟成员的东南欧国家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调査分析，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马其顿和科索沃地区有395公里公路亟待维护，374公里公路亟待升级或更新提髙运能；缺失铁路约211公里，运量受限亟待建设的新线路约为144公里，运量受限需要较大规模修护的约178公里，需要普通维护的约788公里。2018年《巴尔干半岛区域电力市场趋势报告》则指出，巴尔干地区2016-2025年电力需求年均增长1.7％，跨国电缆投资需求33.5亿欧元，2016-2025年存在超过50GW的新增电力装机缺口，风电年复合增长率6.7％。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尔干地区庞大的基建与能源需求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的着力点。
在中国企业加码布局巴尔干地区的同时，为避免潜在的投资损失，中国企业也不能忽视该地区所存在的政治风险。作为“欧洲火药库”，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在这里交织并存。
（一）传统政治风险
如前文所述，传统政治风险一般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在巴尔干地区，国家间权力竞争、领土争议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权变动等传统政治风险都有所体现。
１．国家间权力竞争
巴尔干地区因其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历来是大国博弈的热点地区，欧盟、美国、俄罗斯均在此投射力量。作为巴尔干地区的“后来者”，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可能潜在地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与其他大国地缘战略发生冲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尽管巴尔干地区薄弱的基础设施现状得到了欧盟关注，但在投资回报率的考量下，欧盟的资金供给与巴尔干国家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的大量投资受到当地国家欢迎，却引起了欧盟的警惕。在中国企业收购希腊比港并推进中欧海陆快线项目后，德国在2014年举行西巴尔干国家首脑会议启动“柏林进程”，计划斥资100亿欧元提升西巴尔干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并力图在2030年实现与欧盟基础设施的对接。“柏林进程”在西巴尔干横向铁路网络布局与中欧海陆快线纵向规划并不一致，也被认为试图遏制中国在巴尔干地区快速增长的影响力。
在战略可能发生冲突的背景下，欧盟相关投资规则可能阻碍中国企业在巴尔千地区的项目开展，在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中都存在这项政治风险。2017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讲时提到，欧盟未来会对来自“第三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加强审核——在面对“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法利益背道而驰的投资时”，要保护欧洲价值不受威胁；值得重点审核领域包括能源、电信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领域；此外还要注意投资方以及买家是否受到第三国政府的控制，是否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容克演讲发表后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重点就是针对中国。欧盟在提出这一计划的同时也在逐步付诸实践。以匈塞铁路为例，这一项目原计划在2017年完工，但欧盟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考量在2017年对匈段铁路的招标程序正式展开调査，明显拖累了项目进程。欧盟相关规则在巴尔干地区影响很大，目前该地区已有四个欧盟正式成员国，非欧盟成员国中马其顿、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均已为正式候选国，波黑是潜在候选国已正式递交入盟申请。在入盟进程中，候选国会根据欧盟标准制定各项法规向入盟门檻靠拢，已经入驻的中国企业可能因为候选国逐渐修改法律而遭受损失，这一风险需提前预估。
２．领土争议
巴尔干地区当前安全局势基本稳定，但领土争议尚未完全解决，存在诱发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比如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之间，两族、两国历史上积怨未消，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更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尽管2014-2015年阿尔巴尼亚总理和塞尔维亚总理互访试图改善两国脆弱的关系，但是双方积怨甚深，不排除在未来发生动荡的风险。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曾预计巴尔干地区未来可能重新改变现行边界。科索沃、波黑、马其顿几个国家中不断发生族群、政治冲突，新一轮改变边界潮流可能将很快浮现。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甚至预计波黑会有被解体的危险。中国企业应当对巴尔干地区的领土民族争端加强关注，避免因此受到损失。
３．巴尔干国家内部政治变动
巴尔干各国内部政治制度不尽相同，国家内部变动，尤其是政党轮替后新政府对前政府投资协议的审査成为中国企业需要注意的政治风险。中远集团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一度被左翼的齐普拉斯叫停而搁置，中水电在马其顿承建的米拉蒂诺维奇一斯蒂普和基切沃一奥赫里德两条高速公路在马其顿临时过渡政府那里审批不畅不能如期建成通车。
（二）非传统政治风险
除了传统政治风险，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非传统政治风险在巴尔干地区也十分突出。
１．难民移民问题
近年来中东局势的动荡造成大量难民前往欧洲，巴尔干半岛作为进入欧洲的重要通路首当其冲，面临挑战。大量难民登陆对希腊造成巨大压力，也严重影响到了希腊的社会稳定．据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统计，2015年经由地中海和陆路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总数超过100万，其中80％从土耳其出发经过爱琴海抵达希腊。在希腊比港附近，滞留的数千难民因害怕被遣送多次进行示威活动与港口官员发生冲突。中欧海陆快线计划通过希腊、马其顿等多个巴尔干国家，比雷埃夫斯港也是中国布局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未来仍将面临难民问题，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尔干地区的推进。
２．恐怖主义
随着难民潮涌入，恐怖主义可能借巴尔干地区输入欧洲。恐怖主义组织有意招募难民，将其发展为恐怖分子后再乔装难民偷渡进入希腊和欧洲。巴尔干政府官员在2017年1月30—31日出席美国参议院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网络攻击危险及巴尔干局势”论坛期间指出，当前巴尔干国家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从叙利亚参战返回的人员，“伊斯兰国”的战略就是让这些返回人员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因此巴尔干地区将长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除了输入型恐怖主义，巴尔干部分国家由于近年来宗教、族群、社会危机并发，本身也可能成为本土型恐怖主义的温床。据美国报刊AfevvAmerica报道，马其顿在“伊斯兰国”（叙利亚、伊拉克）参战人数按国家人口比例位居前茅。在马其顿国内的阿族极端组织成立十余年，目前仍十分活跃，2015年4月，“科索沃解放军”武装人员从科索沃进入马其顿，占据边境警察局，劫持多名聱察，宣称要建立“族群阿尔巴尼亚”；2015年5月，阿族极端主义非法武装组织“民族解放军”一伙70人从科索沃非法进入马其顿藏匿，警方对其打击时爆发了“微型战争”造成18人死亡37人受伤。在输入型和本土型恐怖主义双重冲击下，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活动将面临更多非传统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
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投资的案例说明巴尔干地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上文所述的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这与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大国博弈、领土争端、国家内部政治变动等传统风险悬而未决。同时，因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非传统政治风险具有跨国性、长期性和潜在性，在这里尤为凸显。
与此同时，全球的安全威胁依旧呈现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并行的趋势。根据德国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全球重大武装冲突国家中有巴基斯坦、菲律宾、缅甸、土耳其等12个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在这些国家，传统安全风险仍旧以大国博弈为中心,表现出髙烈度、集中性和持续性的特点。与此相反，非传统安全风险以恐怖组织及其活动为主体，表现出相对低烈度、分散性和短暂性的特点，例如迅速扩张蔓延数国但又在短时间内被消灭殆尽的“伊斯兰国”。但总体而言，非传统安全风险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传统安全风险则是次要安全威胁。由此，“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存在着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１．分散性
“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位置上涵盖了大量国家和地区，因此其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会集中于单一的髙危地区，而是来自许多个分散的存在安全风险的地区。随着恐怖组织向国际化发展，恐怖主义活动将不会局限于孤立的国家或地区，而是会通过便利的交通方式和通信工具向外渗透。过去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了经济停滞导致政治动荡的困境，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不仅没有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出现众多激进团体和叛乱组织，严重威胁现有的政权统治。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更加分散的安全威胁。
２．多元性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存在着不同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的国家，这注定“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目前影响最大的便是以恐怖主义活动、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难民移民问题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也包含涉及能源和水资源等次要的安全风险。同时还伴随着权力争夺、领土纠纷以及政局动荡等传统安全风险，虽然传统安全风险当前并不是主要威胁，但是仍旧存在着爆发地区武装冲突的可能。这些复杂因素形成的多样性风险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安全威胁。
３．交融性
在一个冲突国家内可能同时存在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而两者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倾向，非传统安全风险正在改变着传统安全风险的形态。事实上，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仅仅在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2011年叙利亚爆发“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为“伊斯兰国”乘虚而入提供机会，为了消灭恐怖组织，美、俄等域外大国开始直接介入叙利亚局势，使得原本仅是叙利亚内部的政局动荡升级为长达七年的地区混战。在此案例中，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呈螺旋上升状趋势，使冲突不断升级。由此证明区域合作所面临的并非只是单一的威胁，更可能是相互交织融合的安全困境。
针对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安全威胁的特点，有必要建立多层次、有体系的安全合作体系，不仅包含直接参与行动的各国军警队伍及相关协同配合机制，而且还应该包含信息沟通、后勤保障、培训交流等国际合作制度，以克服“短板效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域内安全合作和节约各国安全开支，提高区域安全保障的效率，完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此外，在应对威胁方面，除了传统安全风险，安全公共产品应该更加重视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风险，甚至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跨领域范畴的安全问题。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原则为：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贏。该原则落实在区域新安全观上即表现为：第一，采用开放包容的安全合作态度，在合作主体上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一并纳入，在合作内容中不仅囊括传统安全风险，更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等更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风险。第二，树立互利共贏的合作目标，不刻意追求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一致性，而是以区域整体安全为导向，寻求安全需求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共同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第三，采取渐进灵活的合作方法，将上合组织、湄公河流域合作等多种现行安全机制灵活整合，建立情报共享、行动协调、联合演练等常态化机制，最终这些安全合作将统一在“一带一路”偈议框架内，将多边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化。凭借此新安全观，“一带—路”倡议的区域性安全类公共产品将在清晰、灵活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下进行持续有效的供给。
不同于美国霸权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覆盖范围巨大，沿线国家数量众多，不可能通过以双边军事同盟为核心的“轮轴一轮辐”体系维持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势必转变思路，建立以多边机制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体系。根据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以多边非正式对话机制为开端，通过积极的沟通机制以获取各国切实的安全需求，通过灵活、开放的非正式会谈协调各国的谈判的空间，避开各国尖锐的安全利益纠纷，为正式机制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整合现存的多边机制以明确当前安全机制的功能和不足，在建立机制间共享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未来安全合作体系的雏形。
第二，围绕保障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依旧是促进沿线各国的开放合作和经济发展，安全机制的目标既不是维护单一国家的“权力”，也不是过早地追求区域安全一体化，而是在多元复杂的政治安全挑战下，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合作构建稳定和谐的安全环境。
第三，采取渐进和灵活的推进方式，一方面推动与对华友好国家的双边关系深入发展，促成一系列安全领域的合作示范项目，另一方面则充分调动现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多边机制（见表３），增强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和认同，更广泛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安全建设中。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所需要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实际上是一种“协作型”的安全合作体系。这种协作型供给模式以合作安全观为指导，将多元各方都纳入其中，在整合现有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各国集体行动、促进各国互联互通，以灵活的方式建立综合性、具有广泛覆盖面的安全合作体系。
现行的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横跨多个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合作项目，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受阻、全球经济发展减缓的今天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其不仅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是为了探索除美国主导的霸权模式之外的新型安全合作体系，有学者将其称为以中国为发起方的“１＋Ｎ”召集人模式。
通过表4对比可以看出，霸权模式的实质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其供给的产品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而协作模式既能在协调各国集体行动的基础上稳定持续供给公共产品，也能通过提高战争和武装冲突成本的方式维护区域和谐，为世界其他区域合作提供范例，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推动了全球化“再平衡”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种新型安全合作体系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各国的开放合作与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有效预防传统安全风险的发生与遏制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蔓延，致力于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而且还能在美国霸权干涉无处不在的世界安全局势中探索出各国合作共贏创造和谐稳定环境的新型安全发展路径。
结 论
21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贏”，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响应时代主题号召的，旨在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推动人类进步向前的历史性大工程。而这样宏大的经济愿景，需要相应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以保驾护航，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安全合作同样也是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目标的要求所在。
当前，世界安全局势复杂多元，呈现出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并行的趋势，各方势力博弈所导致的竞争和敌对态势以及领土纷争将成为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潜在障碍，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则是危害经济发展合作的主要现实威胁，而难民移民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也将在长远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综合而言，“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存在着分散性、多元性和交融性的主要特征，因此能够满足“一带一路”区域安全需求的公共产品必须具备互联性、灵活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依旧存在，美国不仅对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且还主导着世界主要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随着美国霸权进入衰落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兴起，这种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已经不适应世界安全局势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在保留传统模式的高参与度、多层次性特点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区域需求的协作型供给模式与安全合作体系。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终究是新生事物，因此其在发展过程中势必面临众多的风险和挑战。除了上文所述的安全风险之外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还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一带一路”区域的安全合作机制为灵洁而缺乏强制约束力的机制，这一方面有赖于沿线各国的政治互信，一方面也依靠经济紧密合作后大幅提高的战争成本。然而，沿线区域部分国家依旧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边境领土争端纠纷，可能成为不利于“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的“短板”，威胁到“一带一路”沿线安全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不利于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展开的区域合作。因此，如何有效地在敏感而又至关重要的安全领域使沿线各国求同存异，找到各国安全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和各国安全利益的契合点，将是“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第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传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自在安全领域的军备情况与安全公共产品成本分担能力上各有不同，中国虽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有义务也有必要在合作早期承担超量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但是随着安全合作的推进和机制的完善，建立一个稳定的且各方一致认可的成本分摊机制格外重要。但是，中国缺乏在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方面的实践性经验，因此，如何在保障中国及各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灵活的方式建立起长效性的公共产品成本分摊机制，将是决定“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能否长久持续的关键。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将会覆盖集体安全组织和北约等其他安全机制的成员国，由于安全合作的独特性，这导致“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势必受到现存安全机制及其主导国乃至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挑战。虽然“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采取的是协作型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但是转变国际社会的舆论和传统安全观念依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何有效整合现有机制，改善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知至关重要。此外，特朗普上台后，美中之间经贸摩擦不断，这将对区域合作的推进产生消极影响。唯有适当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转变部分国家对安全合作的消极态度，才能为“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创建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合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应该以新型合作安全观为指导,建立协作型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通过整合现有机制、协调集体行动、促进互联互通，以灵活的方式将多元各方纳入其中。虽然“一带一路”区域安全合作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但是其对于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还能有效遏制和防范各种类型安全风险，并且能探索美国霸权模式之外的区域安全合作模式，为其他区域的协同合作提供范例,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本文转自：《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1辑）
作者简介：
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黄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赵琳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